朱子人心之学的三元义理结构
涂可国;李莉;一直以来学界对儒家心学的研究主要注目于孟子心学和陆王心学，较为忽视朱子心学。其实，在朱熹思想系统中，人心之学是极为丰富的，包含着心性论、心理论、心事论、心身论和心知论以及“道心人心”说、“心统性情”说等内容。它阐明了人心是人待事、处事、做事的动力、标准，是人社会实践活动的精神基础。朱子人心之学大致可以从三大方面加以探究：一是人心本质论，借助于对心的深入思考和辩论，朱熹建构了独特的心性论、心理论、心事论、心身论和心知论等；二是人心类型论，朱熹对心的类型、形态进行不懈思考，和二程一起共同建构了人心道心说；三是人心功能论，朱熹对张载“心统性情”说做了创造性发展，从性体情用、情动心兼动静、理在人心等方面呈现了心的重要作用与地位。人心本质论、人心类型论和人心功能论三者构成了朱子人心之学的三元义理结构。
从“力行”到“实行”的重大转折——王阳明“实行”哲学的新辨析
袁新国;孔子曰“力行近乎仁”,还不即是“仁”。明代王阳明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之“实行”,“实行”即是“仁”。阳明从“力行”推至“实行”,这一“实行”思想贯穿于阳明的立身行事、为官讲学，是其一以贯之之道。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在于行，事上磨炼即格物。格物是格事，非格心，也非格理。格物工夫就是下学的工夫，知行合一落实于行。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致知即致良知。致良知要突出“着实”之工夫，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即是致良知之工夫，知行合一之“知”即“良知”,知行合一即行良知。阳明之学，无论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都落实在“必有事焉”,事上磨炼，即是行。
《唐六典》的制度描述与礼乐文明新经典的建构
刘后滨;唐玄宗开元年间编纂的《唐六典》,有着独特的时代意义和文献价值。比照《周礼》,题名御撰，奠定了其制度建设纲领性文献的经典定位。融汇古今，事归于职，呈现出区别于各种官制文献和类书的独特制度描述方式。《唐六典》的编纂服从于开元时期特定的历史任务，提供了帝制时代后半段制度构建的核心概念与制度书写的经典范式，对后代的制度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国政枢密，皆委中书”——《唐六典》描述中书门下体制的方式与态度
张耐冬;《唐六典》的重要编纂体例，是依托当时行用的职员令设置篇目，同时对官员职掌另作概括。在重新概括官员职能时，其借用《周礼》的记载方式，以“掌政令”为线索，建立中书令与诸多机构长官之间的统属关系，凸显了中书令的首脑身份。而这种编纂体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用旧制度解释开元时期出现的新体制，如中书门下和使职机构，皆可使用中书令与相关机构长官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予以描述。
《唐六典》职官沿革注校勘举隅——兼论中古官制知识的传播与承继
张雨;《唐六典》职官沿革注系“检前史职官”编纂而成，在唐以前职官类著作佚失殆尽之后，历来颇受学者重视。宋人已把唐人撰述的唐以前职官制度史作为制度通史的一手史料来看待，但这一态度存在局限性。若跳出宋人成见，仔细考察《唐六典》的文本及其来源，关注唐人在编纂《唐六典》时如何获取前代官制知识，则可揭示出中古时期官制知识传播与承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论中华传统廉洁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唐贤秋;解桂海;中华传统廉洁文化蕴含了深邃的思想智慧，凝结了对“何为廉”“何以要廉”“何以倡廉”的系统思考。传统廉洁文化之所以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社会历史条件变化发展的时代需要，是传统廉洁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是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夯实传统根基的现实需要。社会文化发展的可遗传性特质、廉洁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性、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使传统廉洁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可能。传统廉洁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路径是：坚持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大众性与先进性相统一，运用批判继承、借鉴改造和守正创新方法，促进传统廉洁文化形式、内容和功能的转化发展。
